工商社論》從工商普查結果看所得分配問題

【工商時報 主筆室】2018.05.06
          
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公布工商普查結果，許多人一定有疑惑，政府每月不是已經有工業生產、薪資調查、受僱人數、躉售物價等調查了嗎？何以還需要普查？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平日這些調查的樣本數最多只有一萬家，相關指標皆是推估而得的，以一萬家樣本來推估近130萬家企業的經濟活動，自然需要定期以普查加以修正，方能降低誤差。

普查顧名思義就是全查，全查的資料自然比推估的資料準確，除了可以回溯修正相關統計之外，還可以為未來五年的調查提供抽樣的母體（population）。以台灣目前產業變化之快而言，若沒有普查來更新母體，相關統計的偏誤必將更大，離事實更遠，難以做為施政參考。

我國工商普查每五年進行一次，本次查的是民國105年的工業、服務業狀況，普查顯示國內企業家數於這一年年底已近130萬家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一年全體企業的利潤率創下近二十五年、五次普查最高，這五次普查的利潤率依序是民國85年7.1％、90年4.9％、95年7.2％、100年6.4％、105年8.7％。

民國105年的利潤率雖創下最近五次普查最高，但這一年台灣的每人總薪資僅微升0.6％，企業利潤率的高成長並未澤及薪資。換言之，絕大多數勞工根本沒有分享到企業成長的果實。過去每逢談到薪資成長停滯一事，主政者總是說要先把餅做大，然而，這份資料顯示，當這塊利潤的餅做大了，勞工的薪資報酬依舊低迷，這樣看來，台灣近年薪資停滯，非關餅大餅小，而是分配機制出了問題。

我們可再以國民所得統計觀察，105年我們創造了17兆的GDP，從分配面而言，這個GDP分配給勞工的比率也只有43.8％，這一比率差不多是歷年最低，遠低於民國81年的51.0％，也不如95年的45.6％。這一資料再度證實，二十多年來不論台灣景氣是好是壞，企業利潤率是高是低，勞工所能分享的果實同樣日趨下滑。

對於所得分配問題，由於指標運用的不同，向來有各說各話的情況，想證明所得分配依舊平均者，就拿著五等分位所得差距來證明自己的論述，想呈現所得差距擴大者則引述二十等分位的差距，十多年來論戰不斷。以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五等分位差距（前20％高所得者與後20％低所得者的比較）而言，105年是6.08倍，十多年來變化不大；但若觀察前5％、前1％金字塔頂端者便會發現所得集中的情況日益嚴重，依財政部所得稅檔的資料，我國前1％富有家庭所擁有的所得比率已由民國70年的6％升至102年的10.7％，所得分配確實日趨不均。

我們相信這兩份資料都是對的，也就是若只觀察前20％的所得分配，十多年來真的沒有太大變化，但若觀察前5％、前1％則會發現「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」日益明顯。相較於五等分位統計的鈍化，政府必須更重視前5％、1％的變化。

過去國民黨執政，於民國100年時各部會曾貼有一張海報，上面寫著：「中華民國，精彩一百，經濟果實，全民共享」這張海報言簡易懂，帶給國人非常大的期待，可惜的是，它終究是一張海報，最後並未落實，這些年多數政治人物在束手無策下，最善於以「把餅做大，成長自然會帶動加薪，成長自然會改善所得分配」來敷衍，其用心顯然是不足的。

從本次工商普查企業利潤率創二十五年、五次普查最高看來，利潤率的升高依舊無助於低薪的改善，這說明其中有著結構性的問題，若不改善這個結構，餅做的再大、利潤率升的再高，成長的果實恐怕也難以讓全民共享。

那麼，何謂結構性問題，這可以分兩個層次來探討，在所得首次分配的這一層，所得高低是取決於市場及經濟結講，台灣今天所得集中於前5％、前1％，有部分原因是由於二十多年台灣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，一方面是人力派遣、部分工時等低薪的工作逐年增加，另一方面則是海外投資、自動化生產方興未艾，以致薪資呈兩極發展。

第二個層次是指政府透過稅制、福利支出所進行的重分配，所得稅的累進設計本身已有重分配作用，但在政府長年以來減稅的「德政」下，重分配作用日趨式微，以致如今重分配效果幾乎全來自社福，社福與賦稅效果比率竟已達九比一。

我們認為靠成長來改善所得分配是行不通的，由這次工商普查的結果再度得到證實。惟有著手於經濟結構改革、賦稅改革才能改善這個問題，尤其我們前文所提的只是所得分配而已，合理推論財富分配的情況應該更為嚴重，政府必須有所因應才是。民主政治的執政黨經常是「選前是左派，選後變右派」但我們相信蔡總統必不會遺忘從政的初心，至盼今後能以更積極的作為來改善這一分配的困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