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敬璉：貧富差距 腐敗壟斷害的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【經濟日報╱特派記者李志德、林天良】

「如果說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，永遠值得聽取的話，那就是吳敬璉。」這是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，對中國當代經濟學宗師吳敬璉的推崇。

吳敬璉早年投入體制，中年推動市場經濟，晚年極力主張建立法治。從一名研究人員，一步一步蛻變為公共知識分子。也因此，除了在體制工作時，吳敬璉始終是頂著流俗，逆風飛行。

吳敬璉最重要的「戰役」之一，是2000年3月，他認為當時漲翻天的網路股即將泡沫化，結果不幸言中。隔年，他直指大陸股市監管存在諸多弊端，股市形同不公平的賭場，政府接著宣布嚴查弊端，市場暴跌，吳敬璉萬箭穿心。

但此時，吳敬璉對著指責他的人寫道：「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(失業)職工，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，無奈地投身極不規範的股市，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侯，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？」

這樣的情操，讓一位大陸記者寫下：「他的嘴對著領袖的耳朵，但他的腳站在人民的中間。」

這，就是吳敬璉。

9月24日，吳敬璉將應本報系的邀請，到台灣參加研討會。在他抵達台灣之前，本報就大陸經濟現況，以及台灣經濟前景等重要議題專訪吳敬璉，在搶先刊出，以嚮讀者。

問：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，一直被視為社會穩定的警訊，您認為根源在哪裡？

答：我認為大陸貧富過大的主要原因有兩個：一個是腐敗，另一個是壟斷。這兩項，事實上都和政府權力有關。我們這裡的壟斷，不是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，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。舉一個例子，大陸企業五百強第一名的國有企業中國石油化工，公司負責人CEO陳同海，因鉅額受賄被判處死刑，緩刑兩年執行。陳同海的受賄金額高達人民幣一點九五億元(相當於新台幣九億五千萬)。他平均每天揮霍公司四萬元人民幣，還大言不慚地說：作為共和國的長子，我們不壟斷誰壟斷？

當然，和計畫經濟下普遍貧窮的情況相比，市場經濟的收入差別會大一些。對於這種差別，政府也應該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措施，來加以調節。但這並不是造成目前大陸貧富差距懸殊的主因。

按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調整所有制結構和國有經濟布局，國有企業應當從一般性競爭部門退出。但因為改革不到位，就變成現在這樣，許多行業都是國有企業。

大陸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，對民營企業比較開放。但在21世紀初期，一度十分興盛的民營企業經營環境，沒有以往那麼好。一個原因是行政管制加強。行政管制加強的一個主要原因，是2003年出現經濟過熱。2004以後，又出現「左」的思想回潮，這些思想認為，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太強大，威脅到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。於是九○年代中期以後，「國退民進」的大趨勢發生逆轉。

貧富分化的加劇，還使改革前的舊體制支持者有機可乘，他們刻意轉移目標，把民眾對腐敗的憎惡和仇恨，轉移到一般富人身上，用「仇富」的極左符號取代「仇腐」的正當要求。把貧富分化，說成是因為市場經濟、鄧小平的政策造成。

問：如何解決壟斷和腐敗造成的問題？

答：從經濟上說，政府不應該有太多權力，也不該掌握太多資源。例如各級政府可以用很低的價格把農民的土地收到自己手中，據估計，改革開放以來，政府靠土地，相當於從農民手裡得到二十到三十萬億的收入。土地原本在農民手裡，理論上是「村」集體所有，但政府用很低的價格從農民那裡收來。因為村長是政府派任，各級政府很容易取得土地。這樣的土地作價很低，但賣價很高，或者私相授受。賣出的地價，可能是付給農民補償的幾十倍，但還是遠低於市價。

這樣一來，不但地方政府的財政變成了「土地財政」，而且發生貪汙案件最多的，就是涉及土地的部門。有的省的建設廳長，真是「前仆後繼」，一個剛被抓了，第二個又來，就是因為它的工作和土地有關。

第二，政府不該干預微觀經濟。例如註冊成立一個企業，要經過太多行政單位核准。有這種比較研究，比較註冊成立一個企業，在西方國家或台灣需要多少時間，和在中國需要多少時間。我們這裡，一般都需要蓋上百個圖章，幾乎蓋每個章都需要「打點」。

腐敗，在經濟學上的解釋，是一種「尋租」(rent-seeking)活動，要改變它，就是從根本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，這個基礎就是行政權對經濟的干預。而且商品價格要放開。

勇於吶喊 推動體制改革

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，是目前大陸公認最有影響力經濟學家，他曾提出中國股市「賭場論」，主張維護市場規則，保護草根階層生計，也被譽為「中國經濟學界良心」。

吳敬璉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，與大陸經濟改革同行30多年後，今年已80高齡的他仍然十分關注此議題。他認為，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在於體制改革，必須要消除那些體制性障礙，才能建立一個能夠鼓勵創新、鼓勵創業的搖籃。

吳敬璉幾乎參與過大陸建國之後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，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，可以勾勒出大陸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。吳曾發展基礎理論，推動市場取向改革，同時提出企業、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「三環節配套改革」的主張。這種「整體改革」的主張，也是大陸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派之一。

吳敬璉說，「作為一個教員，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，我所能做的，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寫的一本書的書名那樣，我所能做的是吶喊。」

吳敬璉談兩岸：產業互補 不是讓利

【經濟日報╱特派記者李志德、林天良／專訪】

問：對台灣的印象及兩岸企業界的分工與合作

答：我去過台灣五、六次，除了自然環境好，台灣社會上，還有我們中華民族那樣溫良恭儉讓的傳統，對人彬彬有禮，很溫和，都給我很好的印象。

兩岸產業，很難人為地分工。早年兩岸之間的自然形成的分工還比較清楚，大陸負責加工，台灣做研發、設計和後端的營銷、廣告做得比較好。但近幾年，大陸在研計和營銷也做得不錯。兩岸的分工關係，就變得比較模糊。

這是不是表示兩岸產業未來完全就是競爭關係？也不是。因為現代工業分工分得很細，由許許多多環結串連起來，在整個產業鏈裡，兩岸企業可以是互補、協作關係。

舉一個例子，像技術標準的訂定，台灣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台灣市場小，很難讓自己創立的產業標準，變成世界上廣泛應用的標準。但如果能和大陸聯手，組成產業聯盟，共同創立的標準，首先可以變成大中國區的標準，接著就可能成為世界標準，這樣市場就很大了，但我的印象裡，進展也不是太大。

兩岸在標準訂定的領域，是應該更著力一些，但方法要講究。訂定標準有幾種模式：過去是德國的方法，由上到下地訂定；二是美國，採用「事實標準」，也就是廠商做出來之後，政府將它採認為標準。我覺得這兩種辦法都不一定太好，最好的方法是讓開放式的產業聯盟來做，例如GSM，它不是個別國家訂的標準，而是產業自身組成的聯盟來制訂。我們兩岸，要在世界上爭取標準制訂的優勢，恐怕要學習這種辦法。

依我的想法，兩岸產業主要還是互補的，但現在給人一個錯覺，就是兩岸現在完全是一個競爭關係。像「讓利」這種說法，我是不贊成的，好像大陸施捨點什麼給台灣一樣，不是這樣的，而是如果兩岸能互補的話，對大家都有好處。

對台灣同胞來說，心態上也要有所變化，因為你不能希望大陸人永遠就該這麼窮，當個農民，給人做加工，他總要富起來的，這是個大勢所趨。也不能期望他不要掌握更多技術，不能提高附加價值，這也是做不到的。

論高房價 要配套解決

問：房價太高，壓得年輕人叫苦連天，您認為根源在哪裡？

答：房子太貴，在我看來，基本原因是鈔票發太多，流動性泛濫。15年來，每年平均廣義貨幣流通量(M2)增加接近20%，去年增加了27.7%。

房屋需求，可以分成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，房價究竟是消費需求還是投資需求頂上去的，這可以從空置率判斷，但現在大城市的住房空置率很高，表明這投資買房的人占大很大的比重。我不贊成用「炒作」、「投機」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投資買房者的行為。因為問題在根源在於政府發了太多鈔票，人們為了保值，也想買房子。

如果要從貨幣供給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，政府又會碰到另兩個問題：一，政府如果確定了過高的經濟成長目標，就不能不用多發貨幣刺激GDP成長。第二，外匯政策上，要討好出口企業，討好民族主義者，因而堅決不升值。但你手頭上這麼多外匯，怎麼可能堅決不升值？房價的問題是有解的，但必須要整套解。

看人民幣 勿重蹈覆轍

問：您怎麼看人民幣升值問題？

答：2006年第一次海峽論壇，我和孫震先生共同坐在台上，他代表國民黨，我代表共產黨發言。他講的主題，是台灣經濟自由化的經驗和教訓。孫震說，早年台灣出口導向政策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到了八十年代，就發現有問題了：出口政策成功，累積了大量外匯，使得新台幣升值壓力很大。當時經濟和政治人物，都同意要改變外匯政策，推動自由化。

孫震說，然而當時推動自由化，碰到很大的阻力，結果只好收購美元，抑制新台幣升值。但這樣一來，就要大量發放貨幣，貨幣超發，造成房地產泡沬，結果就是崩盤，台灣經濟一蹶不振。我聽了孫震的發表，就請他讓我把這篇文章，發表在我編的一本期刊上，希望大陸這邊大家都要學習這篇文章，不要重蹈覆轍。但現在很不幸，看起來，大陸的情況和這個完全一樣。

台灣在新台幣升值以後，出口加工企業不得不轉型提升。

【2010/09/13 經濟日報】